【编者按】今年是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I期病房（简称“中肿I期病房”）成立的第11年。这间国内首个医院独立管理的抗肿瘤新药I期病房，恰与中国生物医药产业同频共振，见证了中国生物医药从跟跑到领跑的历史性跨越。2015年药政改革破冰后，审评审批提速、ICH标准接轨、资本政策赋能10大配资公司，中国创新药研发迎来黄金时代。作为这场变革的"拆弹部队"，中肿I期病房从12张病床的拓荒者，成长为承担160项研究的国际领跑者，并成功推动10款抗肿瘤新药在国内外获批上市，其变迁史正是中国医药创新生态进化的缩影。
2014年3月，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（下称“中肿”）成立了国内首个医院独立管理的抗肿瘤新药I期病房（下称“I期病房”）。一间不到10平方米的办公室，四名医生，十二张病床，构成了它最初的模样。
中肿是新中国成立最早的四所肿瘤医院之一，这里一年接待的门、急诊量达187.7万人次，年住院量达18.5万人次。对于很多患者而言，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或许是更为熟悉的称谓，但除了治病救人，很多创新药的临床试验也在这里展开。
作为最早加入I期病房的四名医生之一，现任中肿I期病房主任的赵洪云是重要的见证者和参与者。她在接受时代财经专访时表示，2014年，国内药政改革尚未开启，创新药研发的浪潮还未到来，选择布局早期临床试验的机构凤毛麟角。但在国际上，以MD Anderson癌症中心、Dana-Farber癌症中心等为代表的国外顶级癌症中心已经设有独立的I期病房，实施从I期到III期的全流程研发策略。
“国际上公认的新药研发历程，都是从I期、II期、III期临床顺序走下来，是非常流程化的。”赵洪云告诉时代财经，一家医院如果想做III期的Leading PI（牵头研究者），就应该先从I期做起。
十一年过去，中肿I期病房从籍籍无名成长为国内抗肿瘤新药早期临床试验的标杆，见证了中国生物医药行业的崛起与变迁。如今，它的年住院量接近4000人次，在研项目超过160项，其中80%以上的项目都是1.1类新药（境内外均未上市的创新药），进口项目占比不到20%，成为中国创新药研发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。
“拆弹部队”的诞生
2001年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（WTO），进一步融入全球经济体。与此同时，据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》2014年的一项数据，中国在2007～2012年间生物制药研究的投资增加超过四倍，医药行业“创业潮”彻底点燃。
赵洪云回忆道，当时国内已有不少生物科技公司相继成立，这些公司虽然拥有创新的药物研发理念，但由于国内缺乏早期临床试验平台，许多企业在推进早期临床研究时面临巨大困难。
“当时，许多抗肿瘤新药甚至连进行临床试验的机会都没有，更不用说进入市场了。”赵洪云感慨道。
与此同时，中国癌症发病率逐年攀升，患者对高效、安全的抗肿瘤新药需求日益迫切。然而，许多贵价靶向药在国内的可及率极低。“无药可用，无路可走”成为许多肿瘤患者的真实写照。
在这样的背景下，中肿的领导层决定迈出关键一步，于2014年3月成立国内首个独立管理的抗肿瘤新药I期病房。1间办公室、5间病房、12张床位，以及4名医生和若干护士，构成了最初的团队。当时的医生团队包括张力主任、赵洪云教授、张阳医生和马宇翔医生。
中肿坐落于广州市越秀区，先烈南路与东风东路在医院两侧交汇，从地图上看，它的轮廓又像一艘小船。
由于医院空间有限，只能从已规划的病房区域“挤”。赵洪云向时代财经回忆道，那时候划好的地是很难抢的，但医院领导层下了很大的决心，一定要建成I期病房。在努力协调了各方资源后，医院最终从神经外科的病房中“挖出了一块地”，中肿I期病房就这样诞生了。
“当时条件十分艰苦，一间不大的医生办公室容纳了所有医生和护士长。”赵洪云称，“我们中午就趴在各自的工位上休息，那时还没有卡座。为了开会和讨论病情，办公室中间放了一张圆形办公台，工位则沿墙排列，大家都面朝墙壁坐着。”
条件艰辛还是次要的，回忆起当初被分配到I期病房时的感受，赵洪云坦言，尽管自己已有多年临床研究经验，但对从事早期临床研究仍有些许抗拒。
“我们当时主要参与的是二期、三期临床试验，这些阶段相对成熟，药物研发也大多与国外同步进行，安全性更有保障。”她解释道，而I期临床试验作为新药研发的初始阶段，从中得出的药物安全性和有效性等数据不仅直接影响II期和III期临床试验的设计与规模，还对药物的市场准入具有重要指导意义。硬币的另一面则是，I期临床试验的试验药物多为创新药，首次应用于人体，受试者面临的风险较高，不良反应的发生也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。
“我们把I期临床研究比作‘拆弹部队’，就好比一支大军，如果你跟着大军走，你心里就踏实了，但突然让你不要跟大军走了，给我打前头去，当时心里面多少还是有点害怕。”赵洪云这样形容当时的心情。
与普通I期临床试验不同，肿瘤I期临床试验的参与者并非健康志愿者，而是必须为肿瘤患者。中肿I期病房副主任医师阮丹云向时代财经透露，这些参与新药试验的患者大多已处于癌症晚期，且多数是在接受标准治疗后病情仍未得到控制。
“这也意味着，肿瘤I期新药临床研究的风险更高，对病房管理和医护人员的专业能力亦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。”阮丹云补充道。
从18项到逾160项
尽管内心有些发怵，但在徐瑞华院长为首的领导班子大力支持下，在I期病房首位主任张力教授的带领下，赵洪云还是留了下来。她一路参与I期病房的建设，负责I期病房的日常医疗管理工作，现在已经是I期病房第二代负责人。期间，她主持和参与了100多项新药临床试验，同时也与I期病房共同见证了国产创新药的快速发展。
2014年5月，成立仅两个月的I期病房承接了首个肿瘤创新药项目——艾森医药研发的艾维替尼，这是国内首个原创的第三代EGFR靶向抑制剂。赵洪云告诉时代财经，艾维替尼项目当时拥有一个很好的契机，那时候全球首个第三代EGFR抑制剂奥希替尼尚未获批，市场存在巨大需求，患者的入组意愿很高，项目进展十分顺利。
最终，艾维替尼的临床试验结果发表于《胸部肿瘤学杂志》(Journal Of Thoracic Oncology)，成为I期病房的里程碑之一。
然而，仅凭一个项目的成功还远远不够。赵洪云透露，当时国内创新药发展仍处于早期阶段，国产创新药临床项目整体偏少，加上中肿的I期病房刚成立不久，药企不了解，找来的项目并不多。数据显示，2014年，I期病房年住院量为529人次，在研I期项目数仅18项。
此外，由于是在动物实验之后首次上人体，很多患者对于参加临床试验也会有不少顾虑，12张病床也曾出现收不满患者的情况。
“当时我们团队压力很大，在中肿，12张床位是非常宝贵的资源，你要利用好不能空着。作为负责人，我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确保资源不被浪费。”赵洪云称。
据介绍，当时I期病房能接到的项目并不多，其中80%来自跨国药企，且多为3.1类新药（即已在国外上市但未在国内上市的原料药及制剂）。随着国内药企研发能力的提升，国产创新药逐渐增多，这一局面才得以扭转。
马宇翔告诉时代财经，“早期我们承接的国际项目较多，但主要是桥接试验，目的是验证药物在亚洲人群中的安全性和有效性。这类试验无需剂量爬坡，通常只需测试两个剂量，可以说是简化版的I期试验。”
2015年8月，中国药政改革正式启动，药品注册流程简化，审评审批效率提高；2017年，中国加入ICH（人用药品技术要求国际协调理事会），国内药品研发和临床试验标准全面与国际接轨；2018年，港交所推出了18A政策，允许符合条件的未盈利生物科技公司在港股上市……一系列变革推动下，国内创新药迎来了蓬勃发展期。
据医药魔方PharmaInvest和PharmaGo数据库统计，自2015年以来，国内药企融资事件和融资金额以及历年首次IND（新药临床试验申请）的国产创新药的数量逐年增加，在2021年达到新高。此外，国内药企也开始不断开展注册性临床试验和高质量的临床研究。2021年，国内药企开展的核心临床数已经和美国大体持平，国产药物的获批比例接近一半。
乘着国产创新药发展的东风，I期病房的项目数量、临床研究入组数及研究成果逐年攀升。病房数量已从最初的5间扩展至现在的14间，床位数从12张增加至33张，几乎全年满负荷运转。
截至2023年年底，I期病房已推动包括奥西替尼、恩沙替尼、特瑞普利单抗、伊匹木单抗等10个抗肿瘤新药成功在中国/美国获批上市；在研项目数从最初的18项增长至超过160项，包括肺癌、鼻咽癌、消化系统肿瘤、乳腺癌、淋巴瘤、头颈部肿瘤、妇科肿瘤、骨肿瘤、泌尿系统肿瘤等多个瘤种。
与此同时，国内创新药行业也取得了新的成就，2024年，国家药监局全年批准上市创新药48个、创新医疗器械65个；在研新药数量跃居全球第二位，多款国产创新药在全球上市。
练兵场与样板间
十一年的时间，I期病房不仅实现了体量和规模上的跨越式增长，也在质量和学术影响力上树立了行业标杆。据其披露，“十四五”期间，其First-in-Class（全球首创）新药项目占比在全国肿瘤专科医院中排名第一，成为国内最具影响力的抗肿瘤新药I期临床研究病房。
此外，与成立早期承接的国际项目多以桥接试验为主不同，如今，I期病房不仅能够参与创新药的全球同步研发，甚至成为部分早期临床试验的主导者。以2024年赵洪云在ESMO大会（欧洲临床肿瘤学会）上报告的一款ADC药物为例，这款药物开展的是国际多中心临床研究，其中美国方面有三家中心参与，但药企最终将Leading PI的头衔给了中肿I期团队。
“其实我们的起步稍晚，美国先开始了这项研究，但在I期病房入组的300多例患者中，美国仅入组了20例，中国则迅速入组了280多例。通常，药企会根据各中心的贡献决定由谁牵头，最终他们将Leading交给了我们，因为中国的贡献远超美国。”赵洪云补充道。
站在新药首次人体试验的最前线，I期病房的这支队伍始终保持着严谨的专业态度和高质量的临床研究。赵洪云称，“我们是专人专管，每个人都有明确的边界感，完全按照GCP（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）的标准执行。”
“新药第一次上人体，我们需要观察的细节非常多，哪些能用、哪些不能用，都要严格把控。这种环境下锻炼出来的团队，每个人都绷着一根弦，绝不会掉以轻心。”赵洪云举例说，即使是病人报告“拉肚子”这样看似普通的症状，团队也会立即评估其状态并进行分级，绝不会轻易放过任何潜在风险。
这种高度警觉的研究意识并非一朝一夕形成，而是源于多年的经验积累和教训总结。赵洪云坦言，过去10年里，I期病房也见证了许多新药因毒性过大而研发失败的案例。“新药研发的成功率本身就很低，全球范围内获批率只有3%左右，但这些失败也让我们更加谨慎和专业。”
此外，赵洪云强调，整个医院也为I期病房提供了极大的支持。例如，当单个科室面临难以独立完成的任务时，医院会协调多个科室共同协作。此外，医院还专门为参与临床研究的患者开辟了绿色通道，让这些患者可以享受优先进行CT、MRI等检查的便利。
阮丹云也向时代财经补充道，“在研究过程中，我们为每位受试患者配备研究助理，并建立了医患微信群，便于患者及时反馈情况并获得专业指导。研究者和团队也会密切关注患者情况，尽可能保障患者的安全。”
如今，I期病房不仅是新药临床试验的“练兵场”，也是全国同行争相学习的“样板间”。据赵洪云介绍，每年都有很多来自科技部、卫生部以及兄弟医院的同行来中肿I期病房参观学习，许多医院在参观后深受启发，专门派遣医生前来进修，学习I期临床试验的整套流程。
“过去11年，我们接收了200多名进修医生，他们学成后回到自己的医院，也开始建立研究型病房，推动当地的新药研发。”她表示。
而这种“传帮带”的模式，不仅提升了I期病房的行业影响力，也为中国创新药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。
“中国创新药的发展不能只靠某一个I期病房，而是需要大家联动。”赵洪云强调。
作为华南地区肿瘤专科医院的领军代表，I期病房还依托中国抗癌协会牵头成立了“抗肿瘤新药I期联盟”，希望通过联盟的形式，推动行业内的资源共享和合作共赢。目前，I期联盟已将国内多家肿瘤专科医院和知名药企纳入其中，并连续多年参与举办I期高峰论坛暨I期联盟年会，开展“抗肿瘤新药临床研究与创新药物研发”等相关问题的探讨。
不盲目追求“新”
一系列成就的背后，离不开中肿对创新与质量的追求。赵洪云告诉时代财经，很长一段时间内，国内许多药企都热衷于研发同质化的药物，例如曾风靡一时的PD-1抑制剂，国产品种就多达十几个。中肿曾承接多个PD-1项目，包括国际知名的K药、O药的桥接试验，以及特瑞普利单抗、卡瑞利珠单抗等国产PD-1从I期到III期的临床试验，这些项目均由该院主导完成。
其中，特瑞普利单抗于2023年10月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（FDA）批准上市，成为国内首个成功出海美国的自研PD-1单抗药物，也是美国FDA批准的首款用于治疗鼻咽癌的药物。赵洪云记得，当时美国FDA核查团队曾在中肿驻扎了一周，对特瑞普利单抗I期临床试验的上百名患者的病例进行了全面审查，从知情同意书到质量控制，逐一严格核查。
“经过如此严格的核查后，他们没有发现大的缺陷。能够在如此大规模的试验中保持高质量，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。” 赵洪云说，I期病房至今已承接了数百个项目，经历了多次核查，包括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（CDE）和药企的检查，而美国FDA的核查无疑是最为严格的。
“但在完成了五六个PD-1项目后，我们决定不再承接类似的项目。因为毒性、瘤种反应大同小异，继续做下去已失去创新意义。”赵洪云指出，当时I期病房资源有限，仅有少量病床和研究人员，如果一味跟风做重复性工作，不仅浪费资源，也背离了研究型医院的使命。
“作为一家研究型医院，我们的使命是引领源头创新，而非重复他人的脚步。”赵洪云强调，“我们要做的是开拓者，是踩出一条新路，而不是沿着别人走过的路再走一遍。”
在项目的选择上，中肿GCP机构（医院或医疗机构中负责药物临床试验的业务部门）制定了严格的标准：优先选择具有真正创新性的药物，尤其是“First-in-class”或“Best-in-class（同类最优）”项目，而非盲目追求盈利或企业规模。
“我们不能把自己物化为一个挣钱的部门，而是要坚持做有意义的创新。”赵洪云称，“有些公司虽然规模小，但如果药物本身足够创新，且具备相关资质，我们也会合作。”
另一方面，创新并非盲目追求“新”，而是需要扎实的专业基础和科学素养。赵洪云举了一个例子：某公司在一期试验中要求采集PK数据，但设计的抽血量高达八九百毫升，这意味着患者需在一两个月内献血四次。“这种设计显然不合理，不仅对患者不负责，也暴露了公司在专业能力上的不足。”
“像这样的企业，我们不会合作。”赵洪云强调，“创新固然重要，但科学依据和患者安全同样是我们不能忽视的。”
马宇翔也向时代财经强调，I期病房自创立以来，从最初在艰难环境中起步，到如今已积累了一定的行业口碑，业务范围不断扩大，但与此同时，临床试验的质量把控更需坚守。
“对于临床试验而言，质量是重中之重。我们必须确保品质管控不出错，不损害受试者的权益。保护受试者的利益是我们的责任，所有操作都必须严格遵循规章制度。在此基础上，效率同样关键，我们不能浪费企业的资金资源。”他进一步表示，在这个行业中，将这些核心要素做得出色，别人自然愿意来找你。
寻找更好的药物
在I期病房初建之时，赵洪云的压力是如何填满那12张病床。如今病床早已不再空置，新的挑战也接踵而至。
赵洪云告诉时代财经，她目前的担忧主要集中在科学研究的瓶颈上，是否还有更好的药物出现。“比如靶向治疗，近两年在耐药性方面并没有取得重大突破。我们真正需要的是找到针对EGFR TKI三代耐药后的四代药物，但目前尚未取得突破性进展。虽然有许多新策略出现，但它们并非真正的四代药物，更多是化疗联合策略或ADC策略。”
除了科研瓶颈，医药行业投融资整体下滑，研发投入减少也是一大挑战。“这两年经济环境不佳，新药研发的投入明显减少。没有足够的资金支持，许多药物即便在实验室阶段表现优异，也无法顺利进入临床阶段，而科学家们的故事再完整，也难以转化为实际的治疗方案。”赵洪云无奈地说道，“包括我们在I期病房中需要回答的更多问题，做更多的转化研究，也需要资金支持来进行，这些都是我们目前所担心的。”
自2022年以来，生物医药行业进入资本寒冬，药企融资难度增加，IPO数量减少，在临床项目的开发与推进上也愈发谨慎。
I期病房也感受到了这股“寒气”。过去，药企在进行肿瘤新药的I期临床试验时，通常会招募30至40例患者，以充分观察新药的疗效和安全性。然而，如今的情况已大不相同，资金压力让药企不敢再“冒险”。药企对新药临床试验的投入明显缩减，有些临床的患者招募数量锐减至10-12例。如果早期未能观察到明显的疗效信号，药企也会比以往更快速地放弃。
而这种变化不仅体现在患者数量的缩减上，也反映在适应症和瘤种的选择上。寒冬前的药企在I期临床试验中更愿意尝试新的适应症和瘤种，以拓展新药的应用范围。如今药企则对这类探索性试验的态度变得保守，认为风险过高且资金消耗巨大，因此更倾向于选择风险较低、成功率较高的路径。
赵洪云也提到，这种寒气在2023年、2024年尤其明显。不过，到了2024年年底，情况又有了新的变化。她明显感觉到，药企们开始重新活跃起来。新的希望或许正在萌芽。
2025年1月，国家医保局宣布将在年内发布第一版医保丙类目录，作为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有效补充，丙类目录聚焦因超出“保基本”功能定位暂时无法纳入医保目录但创新程度很高、具有显著临床应用价值、患者获益显著的药品。高价创新药有望获得更多的生存空间。
市场也有了回暖的迹象。证监会近期发布的文件中提到，将持续支持优质未盈利科技型企业发行上市。此外，瑞银证券方面披露，2024年第四季度，国内医药行业的投融资规模环比上升了93%，2025年，国内市场的投融资规模有望继续上升。
十一年弹指一挥间，这场始于方寸之地的变革，映照着国产创新药的破茧与新生。站在新十年的起点，赵洪云的目光已投向更远。她告诉时代财经，未来，I期病房将进一步提升临床研究支撑能力，着力加强临床研究人才梯队的系统性建设，通过培养、引进与培训优化结构；扩大临床试验规模，增设研究床位以满足需求；同时以内部培训为抓手，持续提升研究质量与管理效率。
新药研发不是摘果，而是种树。在医药寒冬与科研瓶颈的双重考验下，赵洪云强调，“I期病房未来仍将聚焦改变临床结局的高水平研究，引进更具潜力的新药项目，努力提高我们在创新药物研发中的参与度，产出更加有效的治疗手段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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